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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韩军《韩军与新语文教育》01  

2010-05-16 10:53:59|  分类: 经常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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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韩军《韩军与新语文教育》01

武汉  程璐

上个月,在海军工程学院的国家级培训上,深深被感动于韩军的精彩报告,尤其是他的诵读《致大雁》,他的新语文教育“六个理念”,让我这个几近迷路的语文人,看到了语文前行的方向!我的初感是,找到了韩军,就找到了语文回家的路!一回家,我便在淘宝网上淘到了宝贝:《韩军与新语文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家成长丛书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编。

喜欢扉页上的这句近似打油诗的话:

先天就是凡骨俗胎,何必化装成仙人;本来就是干瘪的蒜瓣,干嘛冒充大个的蒜头。淡泊恬静朴为本,平平淡淡拙是真。滴泪泣血说语文,从容练达做韩军。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韩军

下面在快读中留下的行行脚印,以便一一回寻。

回首与反省:我的成长之路

Ø         “新语文教育”有“一个本质”。本质上认定,“新语文教育”就是一种“奠基性”的“精神教育”,是通过“语言”奠定学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真实自由的个性精神。

Ø         “新语文教育”有两个回归,即回归“两个传统”:回归“五四”“新文化”“真实、自由、个性”的“精神传统”;回归五四前中华民族千年语文教育“根本方法”的传统。

Ø         “新语文教育”有“六个理念”:真实自由,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本;“举三反一”,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诵读”之本;重文写白,回归语文教育“文化”之本;文字素养,回归语文教育“文字”之本;化意为字,回归语文教育“生活”之本。

Ø         “新语文教育”有“三个警惕”:警惕政治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伪圣化”;警惕现代工业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精神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技术化”;警惕“后现代”商业文化对语文教育、对师生的异化,因而提出反对“萎靡化”。

Ø         “新语文教育”视诵读为基本教学法,诵到极致是“说话”。有“九个诵读教学法”:正已意;准其音;放其声;理其层;揣其义;摹其情;想其景;演其形;熟其文。

Ø         越进入中年,我就越觉得,中国语文教育的整体、系统、全面的变革与推进,必须依靠学术理性,必须依靠深入、扎实的学理钻研、学理推究,必须严格遵循冷静、理性、严谨的学理规范,必须占有最广泛的材料,而又对材料进行细致的爬梳与整理;语文教育是学术,不能仅仅凭激情、凭灵感,不能靠零打丈人以、靠旁敲侧击,不能仅仅凭大哄大嗡的“学术运动”甚至“学术炒作”,尤其不能靠明星式的炒作,不能靠某某权威的论断。

(待续)

附:蒲白《点评语文特级教师》

说明:蒲老师写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深深戳痛语文教学的软肋,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蒲老师是一位理想主义语文老师,这样的老师是很少有的了。理想毕竟和现实有太大的差距。我们的这些特级教师(当然,有一些是为了特级而特级,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个问题的)其实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说的话领导未必能听得进去,我们的改革往往是领导的命令而不是专家,最起码不是一线的专家,不是站在最前沿的语文老师。就拿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新一轮课改吧,能说成功吗?然而却有很多文章大呼特呼新课改如何如何好,个中好孬只有任教的老师和学习的学生知道,但又有谁能听进去他们的呼声呢。改革往往是政治家的改革。

文章虽然是几年前的,但仍使当下的有思想的语文人产生思考和反省。

题目很大,我本来是不敢做这种大题目的。这种题目也不是我们这号人能扛得动的。我算什么东西,敢对语文特级教师指手划脚?

你知道什么是特级教师吗?

我在很多学校都发现过这号人,人们对他们一般称之为“X特”,譬如,特级教师王老师,人们叫作“王特”,特级教师李老师则称之为“李特”。对这些姓后加“特”字的人,我向来是尊奉有加的,即使让我顶礼膜拜我也心甘情愿。

对语文特级教师尤其如此。语文教师,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很精湛的教学功力,想要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语文特级教师,那是梦想。譬如那个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再譬如那个叫钱梦龙的语文特级教师。那些人岂是等闲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告诉你那就是大师的模样,是大师就得那样。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给熬下来了,这还不算,还得尽脱“教书匠”的匠气,还得著述甚丰,还得自成一家,还得通晓古今,另外还得饱经沧桑。这样的人往你面前一站,你就会看到一座山,却不会给你一种压抑感。

什么是语文特级教师?这些人就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样的问题回答完了我才可以评点语文特级教师。

当然,你得先原谅我如此狂放。更不能拿这本杂志动怒:奶奶的,怎么这种文章还发?这小子胆子也太大,口气也太大了。既然你知道人家语文特级教师山一般地不是你能扛得动的你又何必充好汉?

我知道我的胆子大了一点,胆子一大,口气就没办法不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吧。

先说一点题外话。

话说语文教改这么多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生也晚,但竟然也教了十五年的语文了。往人面前一站,也一副语文教师的样子。可是最近却痛苦地发现,生命在语文教学这领域里竟然耗去了十五年,而这十五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竟然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处在一种错误的语文教学里,甚至有可能这种错误就是我们这些号称语文教师的人自己一手制造的。这便很难让人平静得下来了。你说,一个人有多少个十五年可以耗一耗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你说我们这些当语文老师的还有什么意思?想起1997年年底的那一片骂声,我觉得我是坐不住的,尽管语文圈子里面冷得可以,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好了,而是我们心虚了,我们不敢接人家的招。否则,和人家摆开擂台,大干一场,也不失为一种精彩,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愿和人家过招?

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是不可以装糊涂的。

我刚刚发表过一篇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偏向的教学论文,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和另一个与我有着深切同感的外地语文教师的共鸣,和我在电话里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谈到深刻处,两人都想要哭。语文教学这么多年来的痼疾,影响的岂止是一代人?我们也是这种教育的牺牲品。

语文教改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风水突然逆转,一茬一茬的语文特级教师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那种“中间小谢又青发”的势头,就像文坛上的先锋派、晚生代、新状态、后现代的青年作家一样,让你觉得语文教坛上的名家一下子也如九十年代后半叶的小说文坛一般群星闪烁,无法不让人为语文教坛上的这种丰收景象而感奋,无法不让你感叹语文教改好啊,瞧,催生了这么多语文名家。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刚才在用文坛上的新生作家来喻这一茬茬语文特级教师的。这里其实是一种反讽。当我们的语文教师津津乐道于题目的解题技巧、文章的阅读分析、作文的应试技巧的时候,我们的文坛已经大异其趣了。一些让你无法识得面孔的青年作家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了文坛。我们且不说这些作家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但看他一出手就那么很纯熟的驾驭着小说的技巧,你就得膺服人家的阅读与写作了。这里面不仅仅是才气的问题。我在与那个外地同行电话相谈说到他们时,都很有同感地发现,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对欧美作家非常谙熟的。他们的阅读是一种自由状态的阅读,但同时见出了一种丰富。我现在也算是忝列作家之列的人,仅就我的阅读而言,外国作家中,如塞林格、马赛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纳博柯夫、博尔赫斯、詹姆斯·乔伊斯、卡彭铁尔、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布莱希特、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等,都作了不是很一般的阅读。至于国内作家,从马原、莫言开始,史铁生、苏童、格非、余华、刘恒、杨争光、高建群、北村、吕新、叶兆言、海男、毕飞宇、东西、鲁羊、林白、徐小斌、徐坤、陈染、李洱、阿来、李冯、李大卫、丁天、红科、张生、张执浩等作家,我都如数家珍,至于像王蒙、贾平凹、陈忠实等老作家的新作品,也无一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

可是有几个语文教师对这些作家关注过,有多少语文教师还能知道文坛上的战国时代已经到来,又有多少语文教师对这些作家的路数知晓一二?

这些作家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汇时期的文化风景线。或者,就是这些人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史。

我觉得,现在要做一个小说读者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读当下的小说的,现在看刘心武当时的小说,只不过和现在的中学生作文差不多。可是,当下文坛的这种高水准,连我们教语文的都不知晓,偌大中国还有多少人知晓?

我的悲哀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作家们的迅速成长,一方面是语文特级教师中有了少壮派的面孔,一个个指点江山一般地激扬文字。可是这两拨人就是无法走到一处去。

文学难道注定要孤独?

可是没有文学的语文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语文呢?

我曾经想过文学为什么孤独的原因。现在的文坛,已经没有我们的前辈如刘心武那时的气氛了。现在,没有一个教师可以凭一篇小说而昂然走出教育界。与之相关的,现在的文坛,个人话语、私人化写作,已经使写作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了。即如我的写作以及我个人的阅读,我也注意不让它和我的语文教学混在一起。因为,我深知,前者是个人化的,后者是社会化的。我觉得,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做一个语文教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压力都很大。你如果要将这两者混到一起,那么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我宁愿让我的阅读写作处于一种半自由或自由的状况,而不让它和教学掺乎到一起。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一个作家;而在教学的时候,我是一个语文教师。没半点含糊。我觉得这种定位也最好。

我也很想振语文教学之衰,但我做不到。我于是想到了那些能够做这事情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是语文特级教师。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来做也这件事。可是我又想错了。

97年底的那场争论,应该说余波未散。当时语文界对这一争论是很冷的,很多人都看出了当时“圈内冷圈外热”的不正常的现象。很多人对语文教学的现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我们语文圈子里面却没有能给予一定的反响。当时,有一批作家煞有介事地去做了一做语文高考试卷,结果是这些作家连个中学生的水平也不如。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为这些作家感到害羞,他们不应该这样丢人现眼。作家不应该去趟语文教学中的这一趟浑水。人家没有去趟你的文学,你还要去趟他的语文干什么?没意思,没操作性。一种是纯技术性的,一种是纯情感性或纯理性的,怎么能扯到一起?这实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语文试卷为什么一定要让作家去做?作家又为什么去做语文教师都不愿意去做的事?说实话,在这一方面,我是很清楚的。语文试卷,如果没有标准答案,语文教师走上讲台,自己都没有把握应该怎么讲。所以,我对作家去做语文试卷,没有什么好的评价,我感到一些作家有点做秀。想要说明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我想我如果纯粹以作家身份出现,我是不会做这码事的。

但跳出这个圈子一想,我们这些教语文的,靠语文吃饭的人,当时对此没有半点反应,又觉得这有点不正常。语文界对此似乎有点装聋作哑。

在我与外地同行的电话中,我们谈到一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中学教师和我们的学生一样,只被一些亚文化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泡沫文化包围着。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品位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当下的文坛,近些年毕业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如此,大学教科书的更新速度太慢,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非常老化。而小说作者们的阅读,却足以让语文教师们瞠目结舌目瞪口呆。

我在上文里谈到我的阅读,事实上,现在在写小说的人,哪怕是极不起眼的人,一出手都能看出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且都是研究性的阅读。很少有作家浮泛地读别人的作品的。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看到我的小说时,得意地说,他只会写这个不会写论文。他们的意思我知道,没有一个教育行政单位,会为我的小说评定职称的,你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书也没用。这就是一个特级教师对我说的。

我知道他们说话的意思,但他们不知道写小说与写语文教学论文,有点语言感觉上的冲突。然而我不服气,我还是要写点给他们看看。我有理由相信,我应该比那些匠气十足的人,只知道搞些试题分析知识讲解的人更会操作论文。

现在,我的教学论文也陆续在北京上海等重量级的语文教学刊物上发表了,我觉得我的论文比他们的更具有理性。

然而,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我说错了,他们哪有什么理性?你这样说我觉得太恭维他们了。语文应该摒弃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语文不应该标准化,不应该限定用多少字去解答某一个问题。这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也是对语文教师灵性的扼杀。一个没有灵性的语文教师,也一定没有理性。

说得太精彩了,没有灵性的人,连理性也将都失去。

现在很多语文特级教师的写作是与我们的写作教学脱节的,其实我的写作和现在中学语文的写作教学也是脱节的。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脱节罢了。我的这种脱节是必然的,是痛苦的。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我不愿以牺牲我的灵性与理性为代价而去获得那种哪怕是特级教师的徽号。这同样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操作性的。就像我不同意作家去做语文试卷一样。

现在语文特级教师们都已经意识到语文教学搞什么标准化是错误的了。可是回过头来寻找时,却又是从标准化的起点上出发的。根本没有能意识到这种回归是一种错误。别的学科要否定之否定,语文却不要这种哲学。说到这里,我想说,我这个人对语文教学的理解有点保守。语文教学甚至可以回到孔夫子时代。你看,那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一种什么境界的语文教学啊!这一点,我们的语文特级教师做到吗?

当下的语文特级教师几乎没有什么阅读。现在的情况就像海绵之于水,只有海绵的存在而没有水的存在。我们先前还在大讲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现在的特级教师,想找出文化的一滴活水也没有了。

当然,可能话也不要说绝了,应该有一些特级教师还像文化昆仑的。但我后来一统计,这些人既不是老得可以在语文界里呼风唤雨的此老或彼老,也不是年轻得像少壮派们有这个精力成天鼓捣着编高考复习资料的。(这两种人,我搞不懂现在为什么会惊人的相似。)他们每天早晨起来,一般是打一会儿太极拳,然后走进书房,拿起《读者》或《报刊文摘》什么的。接着,他们走上阳台,给他心爱的君子兰洒点水。再接着,他们会坐到书桌前,戴上眼镜,写上点什么。

听说我尊敬的于漪和钱梦龙他们都退了。

 

读《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有感

清华大学附中 韩军

知道这篇《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文章发表在今年的《北京文学》上,只是没有提前读到。现在读来,确如在夏日吃了一块冰激凌那般畅快,之后就是脸红。

看文章中这些文字:

“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

还有这些文字: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虽身为语文特级教师,但不能不说作者这些话说得痛快,“骂”得痛快,越痛快,就越感到脸火烧火燎。

我不知道有多少语文教师在读这篇文章,也不知其中是否有语文特级教师。说不定有许多人抱怨这篇文章说话太偏颇、情绪太激动、用词太火爆,并且你也不难看出《北京文学》今年又发表这样的文章,非常明显的意图就是“炒作”--它巴不得你不同意、巴不得你去反驳、巴不得你们议论纷纷、巴不得到处转载沸沸扬扬……

但是我不能不说作者的一些话是一针见血的。所以,我韩军自己应当反省。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责怪这篇文章的所谓偏颇、火气、炒作,我的意思是,只要作者触到了问题的一些根本些许本质,触到了语文教育的些许痛处与根本弊端,那么,我们就应该敞开胸襟欢迎。

虽然,我韩军这个特级教师称号,不是因为应试教育才评上的,与文中所批评的因应试而成为特级教师对不上号--从81年到98年我一直教中师(中师没有毕业应试这一说),94年评为特级教师,99年才教高中,2001年才教高三,并且我自己对纯粹技术化的语文应试教育,有过一系列的批评(大家可能读过一些)--但是我特别欢迎这样的用巴掌对特级教师(当然包括对我)进行猛烈击打的文字。

我并不比其他特级教师高明。其实如果我出身于中学,那么我也说不定成为一个《点评语文特级教师》中所批评的应试型的特级教师。我知道其实大部分应试型的特级教师实在是身不由己。

97年开始的那场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已经遭遇到了来自语文教育界内部“广大语文教师”的强烈反弹,我不知这篇《点评语文特级教师》的文章会遇到怎样的反弹。可能人家会干脆来个置之不理---你骂你的,我就只当作狗汪汪吧,你不是想炒作吗,那么我不理你,让你炒作不起来;97年大讨论,有个“王丽”因为批评语文教育而成名,那么今天这个“蒲白”是不是也想利用批评语文特级教师而成名呀--哈,我已经看透你的心思,我不理你。

出现这样的局面是意料之中的。

其实,我觉得,当今语文教育界和语文特级教师们,我们没有必要考察这位蒲白和《北京文学》的动机如何,没有必要计较人家用词偏激与否。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对待别人的批评,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文化胸襟,怎样的学术器量!学术园地能否海纳百川,能否百家争鸣?

我想起了著名年轻学者谢泳的话。

在今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语文教师的文化视野》中他说,“前两年,学术界批评中学语文教学时,最少反省精神的,就是语文教师。他们总是要找出许多理由来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以为别人的批评根本就不了解语文教学。我们判断语文教师的素质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外人对自己职业的批评,而这样的胸怀与他们狭窄的文化视野是相关的。”

谢泳说,“中学语文教材和一些教学方法,已近于无聊的程度,但我们许多语文教师却没有什么察觉。一个从事人文教育的人,麻木到了如此程度,实在是一件让人忧虑的事。”“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职业态度,也不是他们的职业水平,而是他们在职业之外,能不能有一种超越自己职业的反省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谈具体问题,才能有较为开阔的视野。”

“语文教学,有它自己的特点,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特性。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一种以技术见长的学科,这是不成问题的,它不同于数理化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容是有精神意义的,而这一点现在却为我们许多从事语文教学的人所忽视。” 

然而当今语文教育界,我却看到了不愿看到状况:

全国我的不少同行,对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抱持一种抵触态度,对一些教授、学者的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十分反感。有的人,不但拒绝别人的批评,甚至采取了不可告人非学术手段,把那些怀着良知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教授专家推上死路。最终用非学术手段剿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他们还得意地自以为取得了最后胜利。在他们和一些期刊杂志、学术会议的影响之下,许多语文教师,也只认同或者大体认同语文就仅仅是学习工具性的语言技能的课而绝对不是精神型课程的观念,相当数量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大体否定那场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否定一些专家教授对语文教育的批评。

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有的语文教师,说那些批评语文教育的大学教授是“大放厥词”,说那些批评语文教育的青年学者是“狂徒”。说那些大学教授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一次语文教育会议上,一个语文教师,在评论曾经引发了97年语文教育王丽女士时,这样说人家,(原话)“孔雀开屏时,她把自己的屁眼都露出来了。”这不成了赤裸裸的谩骂了吗!这是一个语文教师说的话吗!

所以,我作为特级语文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我觉得羞愧,我当反省。

对蒲白先生这篇文章中的说特级语文教师是“文化侏儒”,还有许多情绪化的用词,我并不赞同,觉得特别刺耳,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全部事实,事实是当今有的语文特级教师文化视野是比较宽广的,他们的一些教育思想是有相当的文化深度的,当然难与朱自清、夏沔(无三点水)尊、叶圣陶等大师比肩,但是与解放后的有的特级教师相比,其水平并没有遥远的距离。我对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的所谓“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的说法,“语文老师,我为你流泪”的说法,也没有好感。这些都是非常过头的情绪之辞。我非常不赞成。蒲白先生的文章中这样的亢奋的情绪之辞也太多。使文章失去了应有的份量。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语文教育界的人尤其特级教师,是否应当手贴胸口,在下列问题上深省:

我们是否应当有宽广一些的胸襟?我们是否应当拒绝批评(哪怕是非常偏激的批评)?在当今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当我们不足以在学术上用学理来说服别人时,我们能否动用非学术手段来处理纯粹的学术问题?能否动用非学术手段禁锢压制别人的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在中国语文教育界,我们能否承诺永远只用学术和学理而不用非学术手段来说话?

当面对许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课不喜欢语文教材(但决不是不喜欢语文)时,当社会各媒体潮水般批评语文教育时,我们身为语文特级教师,是否应当亮出肩膀,勇敢地担当责任?

再有,作为语文特级教师,我们是否在下列问题上反躬自问,冷静反省(至少我韩军应当如此):

由于过于沉重的应试压力,自从我们走上教学工作岗位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照本宣科、编题做题阅卷,我们是否传授应试技法、编纂应试题目、做应试报告太多了些?我们除了关注学生字字词词句句之外,是否关注过学生的精神世界?我们读过几本当今的世界文学文化名著?我们对当今的文化思潮了解几分?我们是不是每天就是抱着那些试题、教参、课本翻来覆去“把玩”?我们还有多少灵性,多少诗情?我们能否下笔就能写出超过自己的最好的学生的富有灵性的文章?据权威部门调查,现在中小学教师的阅读面已经比中小学生狭窄了,这难道不够触目惊心的吗!应试的语文教育确实害学生,也害教师。至少是我觉得,由于残酷的应试教育,我自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读一些滋补精神的书了。由此,我的精神品位、我的文化视野,就这样一天天下降、狭隘而不自知。

然而,我看到的,不是担当,不是反省,不是自责,我看到是恼羞成怒,极力反驳,禁锢压制,陷人死地。

这些,恰好是当今中国语文教育界、包括顶尖人物们(包括特级教师们我是其中一员)的文化胸襟与文化视野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标本”,是历史的明证。 

因此,我身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对目前语文教育出现这些状况,难逃其咎,我身为语文特级教师,为我们的文化视野如此狭隘、学术器量如此偏狭,而感到脸红,感到心跳。

所以,我当反省!

作为语文特级教师,对语文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我是有过一些反省和批评的。罗列下来有七八篇,《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思考》《反对伪圣化》《文就是道--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反思》《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一种危险的倾向:重技术轻精神》《新语文教育论纲--兼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这些批评与反省,不只是指向他人的,也是指向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名语文教师而且身披特级!

尽管我已有的一些批评与反省,在语文教育界内也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我觉得我的批评还不到位,还肤浅。作为这个行业中的走在前面的人中的一员,反省应该是永远的,深入的。

尽管我已有了一些批评与反省,但面对外界的批评、指责时,我仍然感到脸红心跳,我并不因此感到减轻一点儿责任。

顺便我还想对《点评语文特级教师》的作者蒲白先生和所有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的有关人士说一句,对语文教育进行批评时,为了能让更多的语文老师能够接受,不要用那么火爆、激烈的词语,要多做具体分析,少做笼统全面否定,文章火气太大,用词激烈,不但不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可能效果相反。

可能有人喜欢蒲白这样情绪化的文字,觉得它痛快淋漓,是为忠言逆耳。但是我仍然觉得,忠言可以不逆耳,理慢慢说可能更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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